一大早，女儿对我说：“爸爸，21号就是‘父亲节’了，我给您什么礼物啊？”
“父亲节？”这让我回想起了三个父亲对我的爱。一般来讲，一个男人都有生父、岳父，可我还有一位 “养父”。
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
我的生父叫陈昌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战士。1907年腊月初八，出生于四川仪陇立山场一个没落世家。1926年，年仅19岁的陈昌参加革命，任叶挺独立团（铁军）排长。1927年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，在“南昌起义”时担任“贺龙手枪队”队长，带领队员们保卫起义将领们的安全。于同年12月3日在武昌中山大学由尹仁杰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。1929年他和汤昭武一起组织、策划、发动了“石宝寨起义”，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；1931年，他奉命调到上海参加“中央特科”，在党旗下宣誓做“无名英雄”，从此在王世英、李克农、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，开始了“18+3”（18年在解放前、3年在解放初期）的红色特工生涯……1960年含冤去世。
今年，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六十周年。父亲去世时，我才2岁，“父爱”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概念。所以，我叫“爸爸”会口吃，叫不出“爸爸”这两个字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也没有对岳父刘振亚、养父娄甚四，当面叫过一声“爸爸”，这也是我对二老最大的不孝。
如果说父亲对我的爱是什么？那就是母亲何妨对我说的那一段往事：在父亲弥留之际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（陈世英、陈伟光、陈龙狮）来到父亲的病床边。父亲弥留之际对母亲说：“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，你们不要埋怨党，一定要有信心，我也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。你，年轻、漂亮，可以改嫁，但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。”不久，父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也从那时起，我们全家艰难地活着。由于母亲受父亲冤案牵连，被关入牛棚批斗，哥哥陈伟光无人看管而淹死于大渡河中，死时还不到12岁。我和姐姐有幸活了下来，后来在党的关怀下，都上了大学，参加了工作，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。从医的姐姐今年74岁了，已退休多年，可她依然坚持选择从医为人民服务。而我即将63岁，始终牢记父亲母亲的嘱托，坚持奋战在红色宣传的第一线，为党和国家发声，成为“军跨记者”
父母冤案平反昭雪后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你还有一位叫娄甚四的叔叔，受冤枉至今还关在监狱里。如今，我们都平反了，你也长大成人了，应该想办法把他接出来，安度晚年！”
娄甚四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老中医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我父亲在上海闹革命时，娄甚四就以娄家大公子的身份为地下党秘密筹钱、备粮等。他先是我父亲的“线人”，后来成为单线情报员，直属父亲领导。在临近解放时，娄家的产业全部从上海迁移到台湾，但娄甚四却选择留在了大陆，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。
1954年，从公安局无罪释放的父亲，想创作自传体小说来教育后代。受我父亲的邀请，娄甚四从新疆辞职来到四川长寿狮子滩水电站，专门帮助父亲撰写那段革命往事。眼看《地下烈火》就要出版时，一场“反右”斗争使两位父亲惨遭厄运。父亲在劳改中去世，《地下烈火》也不幸遗失。养父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，不得不以家传的医术给人看病来度日。随后，却因“无证从医”被捕，判劳教5年。
养父劳教期满，因无直系亲属担保，被安排在四川石棉矿的劳改工厂里干活。后来，我以娄甚四“养子”的身份将他接了出来。由于我父亲去世，缺少证明材料，始终没有办法落实娄甚四的政策问题。
接养父出狱时，我正好和厂里的女工小刘谈恋爱。那时，我告诉她：“我有一个养父娄甚四。‘甚四’是我爸爸让他办事要‘慎思’而得来。他是我父亲的革命老战友，退休金只有二十几元，连药费都不够用！我可能要养他到老，您有意见吗？”
随后，我将养父如何用家产闹革命、如何放弃去台湾留在大陆、如何辞职到狮子滩水电站帮父亲创作革命历史书籍、如何被劳改等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没想到，她坚定地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养他到老！”后来，小刘成了我的爱人，和我一起敬娄甚四为养父。
养父出狱时已经70多岁了，一辈子没有结婚。我们聊天时，他总对我说：“你父亲为了革命，任何难事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。组织缺钱时，他就能找钱；组织要搞通某某关系拿到情报，立即就能搞定，而且记忆力好，真是一位万能人物，了不起啊！”
再后来，我们几经努力，帮养父联系上了台湾的家人。我和爱人也先后两次陪四叔到香港，让他与胞弟相见。此后，娄忆琛叔叔不仅时不时寄钱给养父，还在他的帮助下，帮养父买了二室一厅的新房子，让养父的晚年有了基本保障。
在最后的几年里，养父主要是回忆《地下烈火》的内容和父亲革命的主要时间节点，希望实现父亲出版发行《地下烈火》的遗愿。只是，由于我那时工作忙，加之自己心性不成熟，每次收到养父写好的资料后，没认真阅读就放在了办公室的抽屉里。最遗憾的是，我停薪留职到沿海工作后，竟然忘记了办公室里的这些珍贵资料，导致这些史料再次流失！现在每每想到这事，我就觉得愧对养父和生父！
从1982年开始，直到岳父2017年去世，我们父子俩整整相处了35年，犹如亲生的父子俩！岳父刘振亚，1934年7月4日出生，山西省洪洞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担任过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，帮助乡亲们站岗、放哨、抓特务、送情报。成年后，儿童时代的小伙伴们都参军入伍，而他报考了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，毕业时他带领20位同学，随南下部队来到了大西南的成都，后来都成为了四川省的高级技术人才。
记得我第一次和“准岳父”见面时，知道我身世后，岳父告诉我说：“龙狮，咱们父子俩有缘分。你是老革命后代，一定要接好革命班。今后，请你帮助小刘好好学习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。”
于是，我和小刘就开始了“读书比赛”，一起报考专业学习。为了学习深造，我俩一次次推迟了结婚时间。
1985年8月15日，我和小刘成婚。婚后改口的问题提上了议程。我2岁就失去了父亲，从来就没有叫过“父亲”和“爸爸”，而且叫“刘叔叔”已经习惯了！邪门的是一旦我对什么人开口说爸爸，就严重口吃。所以，我对岳父也没叫一声“爸爸”！
爱人非常生气，曾用“离婚”方式来逼我改口。这时，岳父却出面帮我解围：“叫什么都一样。叫刘叔叔，我觉得也挺好！”就这样，我用“刘叔叔”敬称岳父大人。
2014年，80岁的岳父来北京和我们团聚。那段时光，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：陪他看北京的名胜古迹，陪他看望北京的老同学、老朋友、老战友，陪他的过程，也是我学习成长的过程，让我切身感受到了父辈的关爱。
2017年8月初，岳父病重，我得知后火速赶回乐山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陪他聊天，我用手推车推着他散步，为他按摩，喂他吃饭，守着他睡觉。而8月13日，因工作原因，我前往辽宁丹东采访报道。
8月14日傍晚8点半，我爱人打电话告诉我：“刚刚，爸爸走了！家人商议16日火化，你能回来吗？”
8月15日一早，我从鸭绿江边急奔乐山市。全程3000多公里，我一路回忆岳父对我的父爱，35年的点点滴滴，历历在目，让我感动不已！
15日傍晚时分，我才赶到乐山，一个人来到殡仪馆，在岳父的遗体前失声痛哭，我在心里骂自己，真是不孝之子，未能见上最后一面。爸爸，您听到了吗？这是孩儿第一次喊您一声爸爸！感谢您30多年来对我的爱！
生父，给了我生命，给予我做人的道理；养父，让我明白了家国大爱之情；岳父，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父之爱，父子情，不是生父却胜似生父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