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的人成立了维权组织，有的人采写维权报道，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……同道者正慢慢多起来

广东惠州某通讯设备厂---图-.gif

如果不是他们，肯定还有其他人
　　在湖南老家承包农场失败的张治儒、四川阆中出来打工的廖晓峰、做了2年律师助理却没有拿到执业证的曾飞洋、刚毕业的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刘开明、重庆来的律师周立太……
  　十年前，他们和千百万的南下寻梦人一样，可能在某个车站、路边相遇，但互不相识。那个年代，拖欠工资，超时加班对打工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但这些人心中都坚信一个常识：工人的权益不能侵犯。
  　后来，有的人成立了维权组织，有的人采写维权报道，有的人成立了专门为工人打官司的律师事务所……同道者慢慢多了起来，外来资金开始进入，新的机构又不断培育新人。
  　他们也由陌生而熟悉。他们所形成的劳工NGO（非政府组织）群体，也成为中国华南地区NGO迥异于其他地区环保、性别、生态等NGO类别的新型脸谱。
  　十年后，当时还是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已进入中年，身体微微发胖；中年人则更加壮实，有的甚至已头发斑白。

一个人的奋斗
  　33岁的张治儒是个湘西汉子，穿着一件老式旧西服，提着一个黑皮公文包。他在深圳龙岗吵杂的布吉公路边租了两层楼，下面一层办公，上面住着他、老婆、孩子和老母亲。老婆和母亲都不知道他们做什么，只知道他们帮人打官司挣钱。
  　张治儒有着传奇的经历，同事说他从事工人维权是命中注定。
  　14年前，他是家乡第一批闯荡南方的小伙子。先在惠州的一个石场做工，装雷管、搬石头，险些丧命，他逃跑了。然后在东莞的几个鞋厂打工，亲眼所见的几件事让他震惊。
  　1993年冬的一个早晨，全厂搞消防演习。有一些工人在宿舍没出来，经理——“当时我们称他为老虎”，让保安——“都是退伍军人”，把那些人抓出来，一字排开，20多人，用水龙头冲，冲了两三个小时，工人被冲倒了又爬起来，又被冲倒……
  　次年底，另一个厂里，一个工人因轻微地违反厂规，被保安活活打死。几个月后，这些保安又大摇大摆地回来上班。后来听说：罚了款了事。
  　他感觉工人的尊严被侮辱，因此想做点什么。团结起来才有力量！于是，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行动——组建工会。他找了当地工会主席，没想到管用。据说当时东莞市政府正在推动各区的工会建设，搞比赛。工会主席让他回厂先组织人员。那时还没有劳动法，他就印了几百份资料，发展了30多名成员。可是有一天“工会”出事了，有人在食堂以工会的名义写大字报，说不改善伙食就把食堂放把火烧掉。
　　厂里早已容不下他们了，这正好是借口。走时，老板对他说：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自己开个厂去，搞个工会给我看看。

张治儒发誓：再也不进厂里打工
　　回家后，他把他一直遥控指挥的一群农村热血青年组织起来——求村支书盖了公章，改名为互助会，承包农场，多的时候赚了1万多块，亏的时候亏了2万多。
　　张治儒搞工会失败的时候，廖晓峰在广州番禺的一家工厂当保安，曾飞洋还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，考虑着明年毕业后该干点什么。刘开明正在南京大学攻读他的文学博士。周立太则从重庆开县坐长途汽车来到了深圳龙岗，住在双龙旅店。

他们相遇
　　张治儒的互助组到1998年已经是惨淡经营，他还在老家收拾残局，工人维权组织却在南方露出了新芽。1998年，廖晓峰横空出世，这一年被称为“廖晓峰年”。
　　据媒体不多的报道：1993年，廖晓峰只身南下广州番禺，在几家公司当过保安。偶然的机会，他自学法律知识，帮老乡讨回了工伤赔偿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1998年8月1日，他在广州番禺成立“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”（以下称服务部），专门帮助工人用法律维权。
　　10多家中央、地方媒体跟进报道，他成为第一个敢向无良老板挑战、用法律武器维护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英雄。
　　但这颗新星正升起时，又马上陨落了。廖晓峰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直到今天，他也再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。
　　曾飞洋，华南师大政法系毕业两年的学生，正在一个律师所当助理，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，他加入了廖晓峰的服务部。
　　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廖晓峰不辞而别。他在迷茫和困惑中他挑起了大梁，成为服务部的总干事。一干就是9年，他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瘦弱小伙子变成了结实的中年人。曾飞洋是个实干、低调的人。平头、些许白发，衣着整齐、言谈不多是他给人的印象。番禺是他事业成长的地方，也是他找到爱情的地方，他有一个专门的QQ号，里面只有他老婆一个人，还有一个小灵通，只有他老婆知道号码。
　　9岁的服务部已经成熟了，像成熟的蒲公英一样，种子随风吹落，新的蒲公英便会起来了。来服务部实习、学习的人不少，他们有的已经成长为新的机构负责人，但服务部在NGO圈内网站上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信息。
　　2000年，张治儒收拾完老家的残局来到了深圳。他没有违背誓言，开过理发店，帮人送过货，就是不进工厂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2002年，他在送货途中受伤了，老板却不支付全部手术费。
　　张治儒不服气，他要告老板。找律师太贵，他就自学，天天往书店跑，看法律书籍，“不懂就打电话问律师，只能问一两个问题，多的律师不会说，我就给不同的律师打，每个电话问一两个问题。”
　　不过，张治儒的官司还是输了。但他发现，打官司不难。他就干脆专门帮工人打官司，并成立了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。那年已经是2004年，他骄傲地以为自己的机构是中国第一个帮工人维权的组织。
　　这时候张治儒学会了用电脑，他在网上搜索“打工 法律”，却发现番禺有一家机构比他更早。电话打过去，曾飞洋接的电话，张治儒就来到服务部——这家比自己的组织正规得多的机构参观学习。两个一直走在一条战线上的人认识了，回去后，张治儒的机构也越做越大。

周立太
　　1998年，廖晓峰走后，江湖传言：杨密云死了，廖晓峰跑了，我看你周立太还能撑多久？
　　杨密云是珠三角地区较早的一个专帮工人维权的名人，但却在一次车祸中遇难。周立太是这个圈子中一直撑到现在的一颗明星，他是重庆人。
　　周立太说话声音洪亮，抑扬顿挫，时而普通话，时而走调，又回到重庆话。几乎所有见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说话的特色：川骂迭起——“他妈的”、“格老子”。或许，在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长久了，只有以最粗俗的语言才能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愤怒。
　　这名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人同样有着传奇的经历，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，当过兵，回家种过地，在湖南砖厂做过工。
　　当年，他在农村放牛的时候都看法律书，当地人说他是神经病。这个“神经病人”却在而立之年，赶上全国首届律师资格考试，取得了律师资格证，成了当地一名不畏权势的名律师。
　　1994年，在深圳打完官司，买好了回程车票，准备离开双龙旅店。如果没有那天下午的一个传呼，他不会留在深圳。当天下午，龙岗区人民法院大鹏法庭庭长王会剑却给他打来传呼，让他代理一起四川资中老乡的工伤案。
　　一起接一起，他就在深圳留了下来，租了个房子，收留了很多残疾人，祝强是其中之一。到1997年，7名打工仔告赢社保局在深圳引起了轰动。
　　因为这是周立太第一次被深圳的媒体关注。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，据他自己统计至今已有8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，他也被称为“农民工的保护神”。
　　报道也改变了采写的记者刘开明，他当时只是刚从南京大学毕业两年的博士，新闻从业经历只有半年。他偶然从一个法官那里得知有这么个律师，见到了周和10多个伤残工人，为当时的场面所震惊。他开始关注劳工，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”。
　　刘开明后来离开了报社，他投身于劳工事业，并成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。相比于草根NGO，博士学历让他关注的视野更为广阔，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，从企业的角度推动工人的权益保障。
　　周立太后来也把给工人打官司变成了自己的事业。他在重庆成立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，在深圳龙岗汽车站对面开设了分所。去年，他还受邀去美国参观访问。

新的种子
　　祝强是周立太的四川老乡，他的右手没有了。骑车时，他不得不把右肩膀前倾，这样才能让左手和右手臂同时扶住龙头。
　　为断手的事，他求助于周立太。为办新的机构，他求学于曾飞洋。
　　2000年，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的故事，于是慕名找来，让周立太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。那时，他才到深圳几个月，那个厂也是他南下打工的第一厂。
　　祝强来了才发现，这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，周立太租下这栋4层的楼房，楼上楼下住满了伤残农民工，他们在这里免费吃住，周立太代理他们的官司。
　　大伙没事看电视，祝强却闲不住，自学法律。在朋友介绍下，2002年，他来到曾飞洋的服务部学习。回去后，他和同样的工伤工友一起创办了一家新的机构：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。机构在深惠公路旁，附近是成片的工业区。祝强说，他们的活动不用张贴广告，厂里有他们的很多的志愿者，只要打几个电话就通知出去了。
　　在这里，祝强才找到了自我，“在这里，我是个人，该笑的时候笑，该哭的时候哭。在其他地方，人会变成机器，成了机器的零部件，总是被人安排。”他说，到死的那一天，他也不一定能看到劳工和残疾人的权利有根本改善，但他会坦然面对。
　　“从工人中来，到工人中去”是这些草根NGO人员的发展模式，这些受过伤、得到机构支持的工人往往更能认同机构的理念，在工作中也容易与工人拉近距离。
　　刘星（化名）是个帅小伙，两眼专注而有神。他曾经受过职业病的伤害，但身体完好，与祝强年龄相仿，也是“80后”，他们是维权组织中新兴的一代。刘星的机构隐藏在深圳的一个超大工业区边上。机构在一楼，门前摆放着一些关于工人权益的宣传板，里面一边是工人阅览区，一边零散地摆放着桌子。
　　刘星与祝强有类似的维权经历，他自学法律，自己打官司，讨赔偿。在治疗过程中认识了一个NGO的朋友，他介绍刘星到他那里工作，刘星在那里工作了2年后，就出来成立了现在的机构。他也在曾飞洋的机构实习过，但他不愿意自己和机构的名字被任何报道所提及。
　　相比老一代的维权人曾飞洋等，年轻人有更多困惑：资金不稳定，政府的政策难以琢磨，自己也在城市扎不下根，要提升，知识文化水平不够，回农村，于心不甘。
　　这些人员也并非都是怀着高尚的理想而来，帮工人维权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。无论是老一代维权英雄，还是后起之秀，都有人既从基金会拿钱，又打着为工人维权的道德旗号乱收钱。
　　收费的人说：谁都收费，我们为什么不收？钱是用于机构发展，又不是自己吃了喝了。而坚持免费服务的人则不与他们“同流合污”，坚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
　　他们都处于本不应该的法律灰色地带，这些问题似乎永远也扯不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