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维正

       “是战士,就不能放弃战位与阵地”

       1978年,经胡乔木安排,12卷大型历史巨著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》启动,邵维正参与撰写第一卷《伟大的开端》中第二章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”。

        在被先辈开天辟地伟业感动的同时,邵维正也为党在创建期的一些历史“悬案”所困惑。比如,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就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,但“一大”的召开日期、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,却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        邵维正决心迎难而上,澄清中共“一大”悬案。

        真要做,谈何容易。

        首先,这是一个敏感问题。因为“七一”毕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。有人好心劝邵维正:“‘一大’这个考证最好不要去碰,有那么多选题,何必要去闯这个‘禁区’。弄不好,就是政治错误。”

       “我是党的理论战士。是战士,就不能放弃战位与阵地”,邵维正说。

        那时,他拼命地从各种文献中收集信息,制作成“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”,把切入点放在一大代表的行踪上。

        首先是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和毛泽东。几经周折后,他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找到谢觉哉日记原件,上面记载: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,赴全国○○○○○之招。1921年6月29日特记。”谢觉哉后来解释说,文中的5个圈是“共产主义者”。当时,反动势力猖獗,他既怕忘掉,又不能详细记载,故以圈代意。文中到会事实、出发时间,赴会所乘工具一目了然。按此信史,邵维正又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的轮班,按最快到达上海的时间计算,何、毛二位到上海的时间应为7月4日以后。这一点可以证实,毛泽东至少不是在7月1日参加会议的。再通过对其他代表行踪的分析,当天能到达上海的人数只有5人,还不足半数,不可能召开大会。

        为了进一步用口述史料来印证这一判断,邵维正又访问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、包惠僧。据刘仁静回忆,他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,后去上海参加一大的。为了寻找《少年中国》杂志,邵维正连跑了几天档案馆、图书馆、资料室,但都没有找到。经过反复打听,他来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,从散本中清理查找。炎炎夏日,图书馆库房里四处是书,转身都困难。邵维正一摞一摞地搬,一架一架地找。翻着一页页尘封68年、已经发黄的纸片,最后,终于找到《少年中国》关于刘仁静的活动记录。

        随着考证的进一步深入,一大召开时间越来越集中到7月的“20日”、“23日”和“24日”这几个日期上。邵维正决定采用优选法进行认定。一份从俄国收集回来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的记载令邵维正特别关注:“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,但是来自北京、汉口、广州、长沙、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,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,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……”该文还写道:会议期间起草文件占用两天,直到第六次会议的夜晚,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,他道歉说走错了,可是终究不能再继续开会。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,只好移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城市去。这份报告尽管只有代表到齐的时间仍没有开会的准确时间,但邵维正认定它有很重要的价值:

         其一,报告采用“我们”这个字眼儿,证明是参会者之一提供;其二,开会时间虽然不详,但接近“23日”或“24日”;其三,明确了上海的会期为8天;其四,提供了“侦探闯会”的史实。

        所有这一切,给邵维正一个参照。按照这一参照,他选定所有到会者都已认定的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的事实进行推导。果然,1921年8月2日的《上海生活报》记录了这一法国巡捕房的活动。7月30日晚巡捕干扰,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的回忆及一大记载的时间相符。不仅如此,邵维正还引用周佛海、陈公博的回忆加以印证。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,陈公博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谋杀案。果然,1921年的《申报》等几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均有详细报道,明确记载了孔案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。

        邵维正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因为他清楚,以上虽然是几个间接证据,但这些证据足以判断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:7月30日。再向前推移8天,一大开幕是7月23日。至此,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,其专题论文在内部刊物《党史研究资料》发表。同时,邵维正还对一大出席人数进行了考证。

       1980年1月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》一文。该文被译为英、日、俄、法等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,海外学者称其为“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