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“创造财富让人尊重，拥有财富也让人尊重，但用好财富更让人尊重，企业家也是社会的公民，一个公民拥有一份权利，同时也拥一份责任。”蒋锡培说。
让他们用智慧敲开命运之门
站在华丽的舞台上，蒋锡培露出了纯真的微笑，他把一块牌子举过了头顶，刹那间，捐赠8296万元的醒目大字，像一道划过茫茫黑夜的激光，是那样的耀眼、夺目。
随即，台下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，这是2007年5月19日，在中央电视台举办《点亮星空》公益晚会上，出现的一幕。
“1990年，我在宜兴范道镇创业时，雇用了两个身障人，一个是我同学的弟弟，家里比较清苦，到了30多岁，还没有找到对象，需要一个工作改变现状，基于这样一个原因，我把他招进来。”蒋锡培说。
在蒋锡培成长的少年时期，他和身障人没有什么交往，只是创办了一家企业后，才有更多机会了解、接触他们，并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渴望和正常人一样，拥有家庭、工作，而谁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？
“通过这件事，我认识到身障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，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，但他们同样有接受教育、就业和被人尊重的权利；我们不仅要给他们一饭碗，还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，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实现自身的价值，并且得到社会认可。”蒋锡培说。 如果说刚开始，蒋锡培给身障人提供就业机会，是一种偶然或出于不能推托的亲情，那么以后他自觉地打开了大门：凡是身障人能胜任的岗位，可优先安排他们进来。
有些人在远东不仅谋求到了一个职业，还找到了一个温暖的家、找到了生活的乐趣，原来笼罩在他们心中的悲观、绝望，被舒畅、自信取代，并体会到平等、尊严，这也正是蒋锡培要看到的结果。
一次意外的工伤事故，导致李军失去了一只手指，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把这个20多岁、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的青年人，差点击倒了。他用尽全身力气，却难以驱散这层悲伤的阴云。 “看到自己少了一根手指，我感到很惆怅、消沉，在这个社会中，我本是一个正常人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身障人，人家会用一种不信任的目光看待你，因而那段日子，我的情绪非常低落！”李军说。
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伤痛渐渐远离李军，但2001年12月26日，一纸下岗通知书，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：凝聚了他青春、汗水的镇办冶金厂，因不适应市场竞争关闭。
过去李军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后，他仿佛找不到自己的支点，感到人生是那样的虚空，家庭生活、孩子上学等开支，靠什么支付？怎样摆脱这沉重的压力？
为寻找出路，李军向多家企业表达了求职意愿，但对方看到他的手指残疾，先是表示怀疑，最后拒绝了他的请求。当冷酷的现实击破了他燃起的希望后，只有茫然、失落陪伴他。
2002年4月20日，李军得知远东公司招工的消息后，怀着一线希望去应聘，过了两天，他接到了面试通知，凭借过去掌握的技术以及积累的经验，他成为一名骨干机修工。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职位，李军格外珍惜，他相信凭自己的努力，可以重新点燃梦想、并走出阴影。7年以后，他得到了一次跨越的机会：通过竞聘，成为远东售后服务部一名工程师。
把吸纳身障人就业，当作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，源于一种爱融入蒋锡培的心中：没有爱的成功是一种苍白的成功，爱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原点，是一个企业家取得成功的根源，能够为社会、为他人奉献最大爱心的企业，才是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成功的企业。
“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、能够走向成功，是因为被爱，而爱是被爱的理由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因此，对于企业家来说，爱至关重要，决定了你的职业生涯能走多远；对于企业来说，社会责任至关重要，决定了企业生命的长短。”蒋锡培说。
尽管蒋锡培以博爱的胸怀接纳了身障人，但远东的容纳量有限，仅靠一个企业不可能为成千上万的身障人，照亮通向新生活的道路，因而他萌发了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愿望。
2007年5月17日，对于中国身障人来说，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，这一天，远东控股集团捐资8296万元，成立了中国首家最大定向资助身障人培训和就业的基金会。
此时，远东控股集团员工达到5000人，产销连续11年居中国电缆行业第一，年产值接近百亿元，蒋锡培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，为身障事业开辟一个新纪元。
“中国有8296万身障人，我们设立这个基金会，等于给每个身障人捐了一元钱，我们想通过卓有成效的培训，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、智慧，去敲开工作之门，机会之门和命运之门，以此摆脱困境，找到自我，融入社会。”蒋锡培说。
有了成就感，他们赞同成立基金会
但蒋锡培决定远东控股集团出资8296万元成立慈善基金会，必然会触及到其他股东的利益。过去单笔捐资只有几十万、几百万元，不让他们感到特别敏感，从心理上能够接受。 因此，在董事会讨论成立慈善基金会时，有些股东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？我们有什么义务，为这么多身障人提供援助？
蒋锡培认为，让身障人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是远东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，承担这种责任，并不损害公司的利益，反而有利于公司在社会树立良好的形象，并带来长期回报。
有些股东赞成蒋锡培的观点，以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张希兰为例，当年她父亲在宜兴杨巷镇粮管所任所长，这是一个能让全家人分享收益，又让有些农民很羡慕的职务。 但当时每月收入不到100元，如果父亲生病住院，那微薄的工资就会被医疗费吞噬。因她家没有奶奶，父母上班后，还要花钱请人照看孩子，如此经费更加紧张。
由于父母获得的收入只能勉强养家糊口，她家没有多余的钱盖新房，只能住镇政府分配的两间公房。一楼当客厅、厨房，二楼一间房隔成两半，除了父母用一半以外，剩下是她姐妹5人的卧室。
如此狭窄、拥挤、难以舒展、一直为生存抗争的日子，伴随张希兰渡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，又到踏入人生之路的少女时代。那时她多么渴望拥有宽敞、明亮的房子。
虽然1990年，张希兰读完了高中，但没有实现跨进大学的梦想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到远东应聘当了一名销售员。当时她的梦想是赚钱，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，为父母买一套房子，尽自己的孝心。
经过10多年奋斗，张希兰从销售员、经理、直至登上CEO的位置，完成了从一名普通职员跨入上层社会的转变，不仅拥有别墅、高级轿车，还为父母买了一套房子，远东成就了她的梦想。
“我们出生在这个开放的时代，拥有施展抱负的机会，内心很感激，否则，有能力也无处发挥，当我们拥有财富不再为温饱奔波时，不能太自私，因而我赞同成立慈善基金会。”张希兰说。
其他股东也有这种认识：当年放下锄头、舍弃田野，跟随蒋锡培创办电缆厂，是为了赚钱过上好日子。当他们送走了为糊口忙碌的岁月，迎来了年收入百万元时，感到无比自豪和满足。
但一个人存在的价值，除了拥有钱、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以外，还在于为社会做一点善事，为此，他们不觉得成立基金会，会影响到自己从公司分红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股东跟随蒋锡培创业20多年，觉得他为人坦诚，不搞一股独大，而是民主协商；不让个人的权力随意膨胀，而是保持克制、谦逊；没有因决策失误，导致公司蒙受重大损失，反而不断给他们带来回报。
同时，在激烈竞争的电缆市场上，蒋锡培像驾驶一艘巨轮的船长，始终能越过激流、险滩冲到对手前面。随财富而来的省人大代表、中共十六大党代表、全国杰出企业家、全国重合同守信誉的企业等荣誉，不仅戴到了他头上，也让跟随他创业的股东感到荣耀。
当这些政治荣誉转化成远东控股集团的无形资产后，最直接的效应是在客户心中树立了声誉，并拉动产值直线上升，如此他们怎能不理解蒋锡培成立基金会，对远东带来的深远意义？
对成立慈善基金的认同，在蒋锡培的侄子、现任远东控股集团董事、置业公司总经理蒋国健的身上得到了体现。相对于蒋锡培高考落榜后，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创业旅程，他从中学直至跨进大学，拥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。
大学毕业后，蒋国健回到远东负责开辟杭州、上海等地市场，后来转向药业、房产开发。当远东以高档轿车、别墅，以及年终分红来回应他的付出，并成就了他步入上层社会的愿望时，他不刻意追求那些奢华的消费。
他继承了蒋锡培身上那种特质：在工作中找到快感、找到成就感，而对他人保持一种亲和力。
“过去我们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奋斗，现在拥有财富后，我们考虑的是，如何承担一些社会责任，这能让我们得到一种快乐、满足、自豪。”蒋国健说。
有了这些成就感、认同感，有了蒋锡培多年以来，在他们心中建立的威望以及道德魅力，在董事会讨论成立慈善基金会时，大部分股东没有表示反对，而是举手赞成。
面对千万观众的欢呼，他以“爱”来回应
为兑现承诺，2007年，远东慈善基金会向成都残联捐资100万元。这些身障人，接受教育程度极低，又没有一技之长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不敢抬头正视他人的目光，基本上靠民政发放最低生活费，以及亲友的救济度日。
过去成都残联依赖内部资源，把身障人制作的手工品推向市场，这个尝试既需要基地，又要培训身障人，而资金从哪里来？拿到远东这笔资助后，他们把身障人集中起来，以免费提供食宿、培训，让他们掌握一门技能，如竹编、蜀绣、工艺画等。
然后再发动能力突出的人，以创业带动其他人就业。如陈永明创办竹编加工厂，让160名身障人找到了饭碗。最直接的变化是，他们摆脱了自卑心理，重新融入社会。
“我以前很悲观，感到自己没有用，有过轻生的念头，接受培训找到工作后，我改变了看法。”成都残联竹编基地员工李美玲说。
喜悦、笑容流露在他们脸上。这种爱心还吸引其他人士加入，成都工艺美术师李佳荣，受残联邀请义务给学员讲课，她觉得奉献自己掌握的知识，让身障人找到出路，是一种自豪。
走进成都身障人康复中心，可以看到一群人在埋头刺绣、绘画等，他们曾经洋溢着青春活力、渴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，只因腿或手身障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活动。
一位人员说，身障人在就业上受到歧视，到社会谋职不可避免地会碰壁，当社会不能给他们一个放飞梦想的机会时，康复中心要给他们提供一个空间，既减轻了家长的压力，又能让他们恢复自信。
有些人并不是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了身障，他们有20多岁，达到了成年人的身高，但智力像几岁的孩子，缺乏逻辑思维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表达自己的意愿；他们用孩子的思维看待这个世界，仿佛总是停留在天真烂漫的少年时期。
当你走近他们时，他们会很快围过来热情地和你打招呼，并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；但你问他有多少岁、家庭生活怎样、有什么爱好、追求等，他们却难以回答，反应显得比较迟钝，仿佛记忆是一片空白。
有时最直接的表白是；“我喜欢唱歌，想成为一个明星。”
康复中心成立的半封闭式庇护工厂，接纳了30多人，通过技能培训，让他们安装半成品，根据工作量发放一点报酬。赚钱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，而是找到了一个和同伴交流，放松紧张情绪、走向愉悦的空间。
没有来之前，这些智障青年人成为家庭的一个包袱。当父母上班后，他们在家里感到孤独、仿佛被隔离在一个孤岛上，精神压抑、缺乏和伙伴交流的机会。如果不给他们提供一个释放自己能量的场所，就有可能流入险恶的社会，给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。
成都残联一位人员说，远东提供的援助，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杠杆，撬动了为身障人提供培训的大门，并带动当地政府配套资金，这是一种拉动效应，召唤社会更多人来关心这个群体。
两年以来，远东慈善基金会的捐资如同催化剂，为分布在成都各县市2000名身障人，搭起了一个通向免费培训、就业、重新点燃生活光亮的平台，形成了以培训代替等待救助，向就业、创业转变的良性循环。
接着，远东把援助之手伸向了特殊学校，2009年10月，蒋锡培和宜兴爱德学校签订协议：每年培训200名身障人，学费、食宿等由远东支付，学生毕业后，一部分人进入远东就业。
2008年1月，蒋锡培被推选为CCTV中国十大年度经济人物，原因是，他安置了1500名身障人就业，让他们成为有技术、有理想、对社会有贡献、受人尊敬的产业工人。
即使是2008年，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，中国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，有些企业受到冲击，无力支撑而裁员或倒闭时，但蒋锡培还是排除不利因素，录用了200名身障人。
年度人物评委坚持的评价标准是：责任、创新、影响力、推动力。力求以这种价值观，构建中国新商业文明，并以此激励资本阶层，主动扬起社会责任的旗帜。
“一个用责任称量财富的企业家，10多年以来，他关心的不是电缆铺了多远，而是联通了多少身障人的心灵。”这是评委写给蒋锡培的获奖理由。
披着这样的光环、这样的荣誉，蒋锡培沿着红地毯健步走上领奖台，他手拿奖杯，面对千万观众的欢呼，内心异常激动。此时此刻，昔日在创业路上经历的一幕悲欢，又重现在他眼前：
那是他面对父老乡亲在田野耕种，却不能摆脱贫困的沉重；那是高考落榜，无情地击破了他的大学梦后，以修钟表为生的选择；那是他受到计划体制的排斥，却依然为打开市场大门作出的抗争，那是他几次改制、几次上下求索，以图谋强大的呼唤！
如今蒋锡培手捧奖杯，能不百感交集吗？能不证明：民营企业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，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？能不表明：只要给资本合适的土壤、水分，它就会以富强终结这个民族的贫困和虚弱？
面对台下注视的目光，蒋锡培激动地说：
小时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理想，今后要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或工程师，那样就无愧于养育我的家乡：素有教授之乡和院士之乡的中国宜兴，后来我成了钟表匠，当时我的梦想是有两间瓦房和5万元存款，娶一个贤惠、漂亮的老婆，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，如今我只有好好好地干下去，为了这份荣誉、信任和责任，为了让远东从今天中国行业的领军企业，成为明天世界行业的老大。
我知道，中国还有8000多万身障人，他们无时不刻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心，他们更需要帮助、更需要关爱，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爱自己、爱家人、爱他人，中国和世界一定会更加繁荣、和谐、美好！
伴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是政治荣誉
“政府创造环境，企业创造财富。”这个响亮的口号闪烁在远东控股集团的电子屏幕上。 然而，它怎样向我们印证了，蒋锡培在靠近太湖边的宜兴，从一个钟表匠，到占据中国电缆行业第一位，再热情地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，并以“社会公民”的姿态出现？
创业初期，远东除了受金融政策的排斥以外，还有纳税比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高30%至50%，制度缺陷引发的不公平，无疑在强烈在撞击着蒋锡培的心。
“当时整个经济环境，让民营企业处在一个很不公平的竞争状况中，政府还根深蒂固地认为，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，民营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补充，在这样一个意识的主导中，我们的发展是举步维艰。”蒋锡培说。
也许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，当时的宜兴范道乡党委书记张伯宏劝说蒋锡培，把远东改为乡办集体企业，以此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，进而打破许多对远东不利的制度阻碍。 张书记劝说蒋锡培把远东由私营企业改为集体，包含了他的执政意图：当时范道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乡，贫困几乎是它的代名词，遇到财力紧张时，难以按时给乡政府官员及教师发工资。
他觉得，靠乡政府投资办企业，既无人才，又无资金、技术优势；靠有限的财政收入，不可能搞公共设施建设。因而最大限度地创造条件，支持像远东这样的民营企业崛起，就可以摘掉落后的帽子。
回顾清朝末年，为什么花费巨大人力、财力搞洋务运动，没有托起中华民族的强国富民梦？为什么日本以明治维新塑造了一个工业强国？根本在于中国的封建王朝，不让民营企业生根萌芽，每次改朝换代时，以彻底没收资本家积累的财富登上王位。
因此，2000多年的王朝统治，是一部十分悲壮、无法越过小农经济、非常落后、被动迎接西方强国的挑战、却难以告别封建专制，走向开放的历史；是一部对资本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，加以否定、打击的历史！
所不同的是，太湖平原迎来了改革开放，曾经根植入这片土壤的绅士文化，在当地官员心中复活了，他们对资本阶层不是挤压，而是输送走向壮大的养分。这标志着政治与资本联盟的时代到来了。
对蒋锡培来说，张书记开出的条件确是很有吸引力，从1990年创办到1992年，远东的固定资产已达到500多万元。一旦改为集体企业，自己将会失去对远东的所有权。
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冲破政策限制、扩大产业规模的愿望，在蒋锡培心中占了主导地位。因为环境越严酷，越能刺激他去挑战危机，而征服了市场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财富。 与乡政府达成改为集体企业的协议后，蒋锡培仍然是远东的法人。就这样一个地方官员，拉动当地工业腾飞的想法，与蒋锡培需要政府提供支持，以争夺市场的愿望结合到了一起。
光荣地戴上了集体企业的“红帽子”后，排斥远东的政策开始松动，而蒋锡培仍把远东当作是自己的企业来办，随即产业规模以超常规的速度扩张。
世界历史发展证明了，文明的衰落不在于外部的打击，在于内部机制的僵化和麻木，在于不能适应外部力量的挑战和打击，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衰落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
西方工业文明，之所以能越过波浪翻滚的大海，以横扫千军之势，在全球创造了一个又一奇迹，并展示了一种文明的优越，除了资本家能按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意志，去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以外，还在于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。
对于蒋锡培来说，虽然远东改为集体所有，但他时刻在寻求改变自己弱小地位的机会。跨越的时刻是1995年，他以管理层、员工参股的方式，把远东改成了股份合作制公司，这是继披上集体企业的外衣后第2次飞跃。
第三次跳跃是1997年4月，蒋锡培向国有四大电力公司，发出了参股共享收益的邀请，凭借这些垄断集团输入的资源，远东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，一举把竞争对手抛在后面。 当苏南模式不再像玫瑰那样呈现迷人的红晕，并无可挽回地褪去它的光彩时，蒋锡培又审时度势，利用国企新政，回购了这些电力巨头持有的股份。
至此，经过让利、放权、参股、吸收资源，再进行产业裂变的方式，蒋锡培又以民营身份出现，不过，这次他变成了中国电缆行业的龙头老大。
回顾清朝，从小农经济的土壤，冒出了称雄中国的晋商、徽商。据《山西票号史料》记载，1894至1911年，山西共有27家票号，他们在中国95个城市开有475家分号。其中清同治元年即1862年至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，这31年山西票号为朝廷汇兑白银5864万两。 1913年9月，天成亨、日升昌等14家票号，在中国68个城市拥有存款25091708两，对外放款31509295两。如此巨大的存贷量显示，晋商在金融资源供给上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尽管晋商以票号积累了巨额白银，并以此为纽带，结识了掌握清朝大权的张之洞、端方、李鸿章、岑春煊、丁宝铨等高官，但他们成长于以宗法制支撑的封建礼教，无法让资本越过家族的围墙，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资本、智力、技术等资源融合，创办像“汇丰”那样的银行，反而在内部决策失误、社会动荡中轰然倒下。
如果说西方资本家获取利润后，仍是扩大再产生，并不断开创新技术引领社会进步，那么徽商是小农经济培育的平民阶层，走上了“以商培养后代读书、以科举步入官场，以官获取商业资源，以商业维持家族生存”的道路。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在家族的纽带中，从事小规模的经营而无法打开工业文明的大门！
更重要的是，在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，徽商获取的利润不可能用于扩大再产生，而是将资本带回家乡建深宅大院、修祠堂、买田地以光宗耀祖，这进一步强化了宗法专制的权威。因而这两大显赫商帮没有扬起工业文明的旗帜，反而走向溃败，归根结底是农耕文明的失败！
对于蒋锡培来说，能够顺利越过4次改制，除了当地政府把远东，作为一个“资本种子”培育以外，还在于他把不断更新、裂变、突破、追求卓越的资本精神融入远东。同时，他随和、平易、纯真、极富英雄色彩的人格魅力，对员工很有吸引力。
“现代企业的兴衰，不在于是否是家族企业，在于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，家族成员的智慧、能力，将会显得越来越不足，这必然要引进职业经理人等资源，如果一个家族企业能容纳外部的制度和人才，那么就能时常保持一种创业激情。”蒋锡培说。
当蒋锡培以持续增长的业绩，变成了当地纳税大户，让政府尝到了财政增长的甜头，政府又能赋予他什么政治荣誉？
迎着2002年11月8日的阳光，蒋锡培怀着兴奋、激动，昂首阔步地踏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，他将作为唯一一位以民营企业家为身份的党代表，坐在十六大的会议席上。
“当选十六大党代表后，我感到非常激动，我想这是政府对远东创业的肯定，也是对我本人的最高评价，更重要的是，民营企业享有参与民主政治决策的机会，而我把这看作是一种责任。”蒋锡培说。
走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，10多年前入党的信念，又重新回荡在蒋锡培心中：我入党不是为了升官，更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让更多员工致富，并能更好地带动家乡发展。
当古老的犁耙划过范道镇赤贫土地的画面，被远东轰鸣的机器代替时，他让被贫困压弯脊梁的乡亲们看到了：小农耕种将一去不复返，工业文明已经大踏步走来。
跨过这一步，蒋锡培用了12年多的时间，但这一历史性的跨越，离不开范道、宜兴、无锡、以及江苏等各级官员的扶持；这是他10多年前怀揣180万元，在祖辈耕种的田野里创办电缆厂时，所没有料想到的结果。
作为一个资本阶层，蒋锡培在十六大代表中的出现，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：正是不断冲破计划经济构筑的围墙，并得到了适宜于生长的空间，民营企业在没有资源优势的乡村，创造了年产值过百亿、千亿元的奇迹。
他们回答了谁可以给中国人带来财富，这个时代将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，变革力量的到来。
“在经济越发达的地方，企业家在政府官员心中的份量，就会显得越来越重，因而政府在出台一些政策时，会考虑企业家提出的建议。”蒋锡培说。
正是这种关系，无论宜兴换了多少任市长，都没有阻碍蒋锡培的成长，他依然不知疲惫地，按照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神圣意志，尽一切力量缩短和世界的差距。
随政治荣誉而来的是，救济弱势群体的责任
伴随资本扩张而来的是，蒋锡培掌握了巨额亿万财富，伴随财富而来的是，他获得了耀眼的政治荣誉，把影响力由宜兴、无锡，扩散到江苏和全国；伴随政治荣誉而来的是，他怎样穿过现代化的办公室、高耸的厂房，承担起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巨大责任？
“创造财富让人尊重，拥有财富也让人尊重，但用好财富更让人尊重，企业家也是社会的公民，一个公民拥有一份权利，同时也拥一份责任。”蒋锡培说。
因为，蒋锡培觉得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，在宜兴政府号召企业捐资时，他带头认捐了1000万元。
2008年10月23日，远东控股集团总裁部周东佼部长，接到了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发来的征召函：希望她能到四川灾区，帮助灾民稳定情绪、消除心理困惑。
作为总裁部的负责人，周东佼的职责是安排蒋锡培等高管人员开会、接待客人、出差，以及其它行政事务，几乎每天是应接不暇，哪有时间去灾区？况且公司也没有义务为灾民提供心理援助。
就在周东佼犹豫不决时，张纯又给她打电话，催促她尽快作出决定。她不好意思拒绝，原因是她取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资质，拥有这方面的特长。因而下班前5分钟，她来到蒋锡培的办公室。
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，蒋锡培看了函件后，没有丝毫疑虑，而是立即干脆、明确地说：“这是好事啊，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，应该去，请做好安排，尽社会责任，树立企业形象！”
晚上，在坐公司班车回宜兴的路上，周东佼把确认去的信息发给张纯时，他兴奋地说，你是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去灾区提供心理咨询的人，一般的私营老板哪有这样的认识，这样的境界？真感谢你们蒋总有大义、大度。
回到宜兴后，周东佼的心里还不踏实，她给四川一位朋友打电话，询问灾区的情况。那位人士说，到重灾区可得当心，一是余震不断，二是你站的每寸土地上有冤魂，有些去的人还生病，但愿你运气好。
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在上海的父亲时，一贯依从她的父亲这次坚决反对：不该去！那边有病菌、有疫情，住帐蓬、住板房、水电不通，吃饭也不卫生，正常生活无法保障，你能习惯吗？
过去周东佼的父亲是商业系统的一名官员，能让家庭维持一种体面有尊严的生活，因而她拥有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里，从小学、高中，直至在江苏教育学院毕业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、挫折。
既然接受了张纯的邀请，肩负了董事局主席蒋锡培的重托，那么周东佼就要踏上“爱心之旅”。临行前一天晚上，蒋锡培特地从杭州一个会场赶回宜兴。他带着夫人、公司高管人员，以及当地政府有关官员，到一个茶馆为她送行。
“过去蒋总的行程，都是由我安排，这次他以隆重的方式，送我去四川灾区提供志愿服务，他周到、细致、富有人情味的安排，让我很受感动。”周东佼说。
喝茶交谈时，蒋锡培希望她在灾区，为受灾者提供心理安抚、消除他们的悲痛、恐慌时，还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献出爱心，而是代表远东承担了对社会的义务。
通过这种方式，蒋锡培除了为需要救助的人送去关爱、扶助、温暖以外，还把一种公益责任由远东传播到社会，也体现了他提倡以“和“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。
丈夫担心她到灾区后，能否吃苦、承受压力，遇到危险怎么办？生活能否适应等。过去周东佼在家时，做饭、照料孩子等家务事，几乎由丈夫承担，不用她操什么心，她总被一种幸福感、自豪感包围。
到达北川时，周东佼和其他几个志愿者，在安昌镇租了一家民房住，地震制造的裂缝还留在墙壁上，这无疑让她有些心惊胆战。没有宽大、舒适的席梦思床，陪伴她进入梦乡，没有现代化的家电，让她体会到便捷的生活，也不像下班回家吃完饭后，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只有搭地铺睡觉。
走进灾区，呈现在周东佼眼前的景象是，地震释放出来的巨大威力，毫不留情地摧毁了老百姓耗费毕生积蓄建造的房屋，击破了校园里孩子们的梦想。短短几十秒钟，洋溢在他们脸上的笑容、希望，变成了悲伤、绝望！
伴随接连不断的巨响、漫天飘散的白色灰尘，居民区、教学楼、商场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从山坡滑落下来的大石头，把公路砸开了一个大洞，那些裂开的缝道如波浪起伏，而废墟下面埋葬了多少生命？
那些感受到大地在拼命摇晃、颤抖，惊慌失措地从房屋跑出来的人，只穿了几件衣服，他们所有的家产被压在瓦砾中。因而有些帐蓬住了10多人，而且男女混居。
令人震撼又悲伤的故事，不断地传到周东佼的耳里：一个父亲眼巴巴看着心爱的女儿被压在预制板下，肠子被挤出来，发出一阵悲叫声，却无力拯救，只能看着女儿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一个九岁的女孩子被倒塌的墙壁压在下面，她痛得难以忍受，却无力挣脱压在身上的砖头。也许是看不到求生的希望，她多次哀求旁边的同学，用砖块砸死自己，以结束伤痛的折磨。
面对转眼间消失的亲人，面对被地震的巨手撕破的家庭，再也不能正常行走的人，这些挥之不不去的心灵伤痛，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消除？
11月12日，是汶川大地震过去半年的纪念日，周东佼和其他志愿者、学者，与北川的学校、团委、妇联、公益团体等，一起交流援助的经验、得失。
北川进修学校徐正富校长无不忧虑地说，地震过后，不但一些教师失去了亲人，而且有80%的老师存在心理伤痛，医治创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心理专家对口帮扶。
北川妇联主席尚兴琼说，地震过后，当地有9000名妇女失去了丈夫或孩子，失去亲人、家园、或成为身障的妇女，至今还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，对未来感到迷茫，看不到任何希望，需要以心理干预帮助她们摆脱困境。
在这次座谈会上，周东佼得知，尚兴琼主席是一个女强人，在一次“心灵之旅”的心理疏导中，听到“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要找到你！“这首歌时，触及到她心灵深处最脆弱、最柔软的情感，不由得伏在桌子上放声痛哭，哭得在场的人不禁落洎。
一个小时以后，她感到积压已久的悲愤、伤感得到了宣泄，觉得舒服了很多，擦干眼泪后，又投入到安置灾民的工作中。
根据半个月以来的调查，周东佼在会上提出，现在干群矛盾、再组家庭、重建压力，比当初更多元、更复杂、更艰巨，谁都希望生活得更好、更舒适，因而要建立一个机制。
为了让受灾者重新站起来，融入社会，周东佼和其他志愿者，努力以团体力量、心理辅导，让每一个成员在不受心理伤害的前提下，刺激他们自我开发、互动支撑、碰撞反馈、释放潜能、宣泄情感、冥想训练，强化暗示、活动参与，来消除遗留他们内心的恐慌、负面情绪，以此得到积极性的自我成长。
10月16日，周东佼去回访一位妇女。自从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后，她感到人生没有希望，仿佛只有无尽的黑暗。因而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以泪洗面，不想接触外面的世界。半年过去了，她依然没有勇气挥手向悲伤告别。
周东佼曾对她安抚过三次，试图缓解她的心理危机，这次去时，发现她家门上挂了一把锁。邻居说，前几天她到一个建筑工地做饭，每天可得到25元报酬。这让周东佼感到一阵惊喜：她开始打开自己封闭的心灵之门，走进灿烂的阳光、走进社会去医治心中的创伤。 考虑到大地震卷走了老百姓的家产，有些人还在为寻求最基本的生活费到处奔波，周东佼为居民提供心理援助时，决不空手登门拜访，而是带上一件防寒的衣服、一个学习用品，或几个苹果、几把蔬菜，以唤起他们对生活的自信心。
有时睡到半夜，突然传来了余震导致屋顶瓦片簌簌掉落的响声，搞得周东佼等人一阵惊慌。此时，她体验到一个人的力量多么渺小。也许在遇到一件突发事件，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，一瞬间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
“即将离开灾区时，我去北川看望刘姐，她拿出两个大塑料袋，里面装满了她亲自扎成的羌绣鞋垫，她要我挑选两双作个纪念，我知道她费了很大功夫，而且以这换取一点生活费，可我给钱时她坚决不要，我只好收下这份珍贵的礼物。”周东佼说。
在周东佼看来，惟有爱才能承受悲伤之痛；惟有去爱，才能治愈悲痛之伤。
结束一个月的心理援助后，周东佼要踏上返回宜兴的归途，她似乎没有多少激动、快乐、反而心中涌起一股浓浓的离别之情。她默默地整理行李，并在内心祝愿：北川灾区的老百姓拥有自己的房子、拥有一个可以带来温暖的家。
“慈善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智慧，慈善表面上关爱的是别人，实际上关爱的是自己；慈善直接受益者是别人，间接的受益是自己，完成自身的升华，这就是慈善的魅力。”周东佼说。
为何几代人把希望寄托于“远东”
过去国有企业沿袭了农耕文明的接班制：即父母退休后，把位置让给自己的子女，形成了几代人吃“铁饭碗、共享公有资源”的稳定局面。这一现象在远东得到了怎样的体现？
“一人进远东，全家远东人”。这是蒋锡培传递给员工的价值观，他力求以这样富有感召力的宣言，让员工在得到应有的回报时，还能让一个家庭分享远东带来的果实。
“我在远东当一名操作工，已经干了5年。曾有人聘请我到其它工厂，但我没有离开。”老夏说。
因为，经过20年开拓，远东在中国电缆行业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，对外树立的声誉、品牌，扩散出来的影响力、美誉度，让老夏觉得在远东干活，能体会到一种自豪。
更重要的是，伴随远东销售额突破了百亿元，老夏得到了增加收入的机会，现在他每月工资达到了3000多元，而且公司遵守承诺，为他办理了养老、医疗等保险。
既然每月能按时领到工资，拥有一个稳定获取收益的环境，老夏有什么理由要离开远东？如果辞职跳到其他公司，收入、福利等比远东低，那么就要承受不可预测风险带来的损失。
几年以来，老夏看到蒋锡培掌握了亿万资产后，却没有体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反而以亲和、友好、平等的态度出现在工人面前，这让他们感到有尊严，觉得只要安心在远东干，会迎来一个美好的前途。
有了这样的预期、信任，老夏把妻子以及父亲介绍到远东干活，3人加起来，每月收入达到8000多元，这在一个乡镇能过上体面的生活。
另外，老夏的母亲在一家化工厂上班时，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下身残废，丧失了正常行走的能力，这无疑给家庭带来了伤痛。蒋锡培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把他家列入照顾的对象，在创业街给了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。
靠这间房，老夏帮助母亲开了一家副食品店，每月可以赚1000多元，多一份收入，意味着能减轻家庭负担。而且远东不需要他们支付租金，这又降临了他们开店的风险。
得到了这些看得见的实惠，老夏当然在内心充满了对蒋锡培的感激之情，为此，他更要以感恩、勤勉、努力、负责的心态，以生产优质产品，回应蒋锡培对自己的援助。
像老夏这样以口碑相传，把亲属介绍进去，进而夫妻、父子、姐妹都在远东供职的还有许多。一个以血缘关系连成的群体出现在远东，不仅是家族成员希望降低生存风险，还体现了蒋锡培追求以“和”为主，来凝聚远东的意愿。
这些工人对远东控股集团的认同还表现在，他们来自乡村，在工业化、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耕地，追求政绩的政府官员，没有为他们提供什么生活补贴、养老保险。或者说不是自己的利益代言人。
更何况，他们获得经济来源的渠道比较狭窄，而像火箭一样飞速上升的房价、医疗费、教育费等，随时会吞没他们以流汗水换来的微薄收入，如果失业到哪里谋求饭碗？
在自身抵御风险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，他们需要在一个强大、充满活力、不断刷新产值的远东就业，以托起自己的养老、医疗等，直至退休后拿养老金的梦想。
有些员工在远东谋到一个饭碗，但家庭还有人身患残疾，无论是生活，还是看病都会加重经济负担，在自身缺乏技能、又没有其它机会的情况下，到哪里找到收入？
把吸纳身障人就业，当作是远东高举公益旗帜的蒋锡培，为了让他们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，也是让家属安心在远东干活，他和董事会成员商议后，2010年5月，在范道修了一条创业街，无偿给他们提供门面房经商。
此时，聚集在蒋锡培身边的财富，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消费，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，给那些在烈日下劳累、困顿、需要得到扶助的人，提供了到树下乘凉、吸取养分、恢复体能的平台。
如果他们到宜兴租5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经商，每年租金大约5万元以上，而有些人还拿不出这笔资本，无偿得到远东提供的商铺后，就缩短了他们通向创业致富的旅程。
把感恩文化融入家庭和企业
有些人被金钱改变，变得盛气凌人；有些人被官场改变，变得居高临下。而蒋锡培虽然拥有财富、荣耀、地位、名声，但都没有改变他一种来自少年时代的纯真、友善的形象。
这源于江南文化塑造了蒋锡培的品质，他出生于宜兴范道洋埝村，这个村名带有“水”和“土”，而村子后面恰恰有一条河，蒋家祖辈又沿着修建了白墙黑瓦的宅院，显得黑白分明。 河水既是老百姓维持农耕、换取温饱不可缺乏的资源，又能让他们坐船到集镇购买日用消费品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生活和生产，和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水不是僵硬的石头，它没有常态，能根据地形的变化，不断调整自己流动的速度、方向。它穿过平原时显得舒缓、平静；遇到蜿蜒、曲折的山沟时，依然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力量向前奔流；一旦达到高处得到了有利的地势时，它能冲破高山峡谷、一泻千里。
蒋锡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水的变通性，一方面，他有水的柔和、善变、不搞激烈对抗的特征，根据时局的变化利用某个机会，吸收官员、工程师，以及垄断大集团等输送的资源，迅速成长、壮大。
另一方面，在激烈竞争的电缆市场上，他又以水滴石穿、坚忍不拔的精神，冲破对方的防线，把远东电缆推销到中国各省市；取得主导权后，他又以微笑、谦和的形象面对不同的阶层，而且不轻易对人发脾气。
更重要的是，蒋锡培的父母是一个厚道人，经常对他说，做人做事要厚道，厚道人不会吃亏。这种由勤劳、朴实、忠厚凝聚的乡土道德，铭刻在他的记忆里，并贯穿到他创业、完成原始资本积累，到捐资救济弱势群体、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。
后来蒋锡培对他的孩子说，有钱为自己谋幸福，幸福得很狭小；有钱为乡亲们谋幸福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人要有理想，要有精神，要自强自立，要成为对国家、对社会有贡献的人，才能赢得尊重，人生才更有价值。
正是把感恩文化融入到家庭、企业，并形成了自觉回馈社会的价值观，蒋锡培无论对客户，还是对员工，极力倡导以“和”为本，以“灵”为术的企业文化。
按蒋锡培的理解，以和睦、和谐、和气相处，创造一种和谐的环境，对相关利益者负责，包括客户、员工、股东、供应商、政府、社会；所谓“灵”，就是审时度势，善于应变，把握机会。
一个没有文化的企业，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人。但企业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标语，不是在嘴上喊的口号，一定是根植于每个员工的共同真实价值观和行为准则，为此，蒋锡培邀请无锡、南京、北京等地的画家、书法家，画几幅意境飘渺、朦胧的山水画，写一些龙飞凤舞的大字，挂在公司的走廊、过道，还购买一些造型奇特的假山石堆放在大堂。
他力求通过这些装饰，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：远东不仅以延伸到中国各地的电缆传输光明、驱赶黑暗、带来动力，还是一个有文化品味的公司。
2010年5月18月，天空飘飞着蒙蒙细雨，远东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，蒋锡培替换了10年以前建厂房时，摆在门前现已陈旧的石狮子，不惜重金请人打造了一对威武高大的狮子，并亲自为它们系上代表兴旺昌盛的红丝带。
他似乎想向外界证明：远东已不是当年航行在江南小河的木船，而是一艘乘风破浪、远航在蔚蓝色的大海上，承载了一个民族富强梦想的航空母舰！
“我们这一代人遇到这样好的机会，有责任贡献自己的智慧，生产优质产品，带动这个民族走向复兴。”蒋锡培说。
作为一个有1000多年文化积淀的城市，宜兴走出了5名状元、10名丞相、388名进士、916名举人；20世纪50年代以后，涌现出了24名院士，包括像周培源这样的物理学家。
在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创业，成就一番事业，蒋锡培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。置身于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、文化，我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他履行了纳税、给员工交养老金等法定义务，还要扬起社会责任这面旗帜。
这实际上又重现了100多年以前，盛宣怀、荣德生等江南绅士秉承的公益精神。
本文摘自《慈善唤醒中国》一书，作者陈秀峰、张华侨
源自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
|
